樱花之都的金融保卫战（他山之石）

 
　　诚如英国《泰晤士报》专栏作家Anatole Kaletsky所言，“如果亚洲要从美国接手成为下一个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那么世界将不得不把目光再次聚焦日本。”

　　在经历了“失落的十年”之后，日本经济从去年开始逐步走向复苏。巨额储蓄、众多上市公司和知名公司已经将东京打造成为全世界仅次于纽约、也是亚洲最大的股票市场。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形成的金融体制曾帮助东京迅速成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尽管这种金融体制曾是导致泡沫经济的重要因素，但不可否认，政府在金融制度变迁和成就东京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京的经验：

　　强劲财经政策支持

　　每每日本发生大的政权更迭，新政府总要强化东京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安倍首相上台以来，已经在改革日本金融市场方面有多项动作，目的是让日本的金融市场更具竞争力以吸引全球金融机构的目光，而这次改革是对小泉内阁改革的总结、反思和重新探索。

　　今年4月中旬，由首相安倍领导的强有力的日本财经政策制定委员会开始筹划将东京商品、谷物、证券三家交易所进行整合，消除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之间的壁垒。日本政府希望通过这种能提供平等而又多样化、兼容多种资产等级的综合交易平台来提高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吸引力，改变与其他国家交易巨擘相比缺乏生机的形势。

　　同是4月，为吸引国外金融机构驻扎东京，日本金融厅和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这两个最具影响力的管制机构开始启动金融改革，力争将东京建设成为一个公平、透明的金融中心。

　　6月中旬，针对国内外抱怨日本的高税收和严格的金融管制导致国外公司纷纷转向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日本政府号召开发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建设，响应了金融服务大臣山本有二5月底透露的拟建立东京版的金丝雀码头的计划。

　　至今年年底，日本金融机构将着手逐步制定具体的步骤，并计划重新引入已被注销上市资格的股票，使交易买卖资金更多样化，为外国公司股票能够在日本上市提供方便。

　　东京的教训：

　　泡沫经济金融之殇

　　从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来看，日本金融国际化是在资本自由化基础上缓慢发展的。战后，为了对产业实行保护，日本政府对金融活动进行了严格管制，对国内金融市场和海外金融市场进行分割，限制国内外市场的自由交流。1974年到1990年，日本经济进入成熟化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为了顺应国际经济发展，日本政府开始逐渐放松金融管制，引导金融自由化的实施。1980年12月，日本政府实行新外汇法《外贸汇兑及外国贸易管理法》，从“原则禁止、例外自由”的１９49年体系变为“原则自由、例外禁止”的新体系。1984年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金融自由、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的公告。日本金融自由化序幕全面揭开了。

　　金融自由化引入竞争，但同时也加剧了泡沫经济的形成，由于战后日本形成的金融制度中，政府的过多干预导致了一种刚性管理体制的形成，银行和企业已经习惯于依赖政府的安排，一旦管制解除就变得无所适从。

　　进入２０世纪90年代，长期的经济萧条和泡沫经济的崩溃带来银行业全面瓦解使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形象在人们的视线中开始暗淡。

　　泡沫经济以后，桥本内阁政府开始反思日本金融体制的弊端并着手进行强有力的改革。在自由化、公正化、国际化的原则下，对金融领域进行了六大改革，转变政府传统的“保驾护航”式的金融行政体制，给企业以更多的自主权，增强企业竞争意识，东京再次成为与纽约、伦敦金融市场并驾齐驱的国际金融中心。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将日本推入彻底改革的轨道。金融危机让整个日本金融业四面楚歌，为确保银行系统的稳定性，经营良好的大银行救助困境中的银行，同时日本政府清楚地看到必须在市场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清晰的金融监管框架，从根本上解决坏账、死账问题。

　　东京的未来：

　　政府主导多方博弈

　　不能否认，当周边国家开始寻求金融领域的更大作为之时，东京作为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其地位正笼罩在一片乌云中。中国香港因为其与中国内地的接近性和其所具备的西方式企业制度而逐渐繁荣复兴。经纪公司里昂证券亚太区市场首席执行官罗布·莫里松说的：在有力吸引地区性对冲基金方面，新加坡已经远远地将香港和东京抛在后面。香港和新加坡的成长开始暴露出东京的诸多弊端，如驻东京的外国金融机构常常雇佣不到外语流利的雇员，从市中心到东京成田机场耗时过长等或深或浅的问题。随着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在争引更多好的投资机遇，东京的缺陷显得格外刺眼、鲜明。

　　为此，日本政府着手调整政策以使其金融和资本市场更具竞争力，在防止更多机构离开东京转向新加坡或伦敦等其他金融中心的同时，将更多银行、证券公司和基金吸引到日本。

　　比起人口、技术甚至金融机构的条件，日本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主导短期经济走势的一个更为有力的因素。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经济奇迹和“赶超”成功，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起了重要作用，而上世纪90年代经济陷入困境中时，很大程度上也应归咎于日本政府的经济角色和日本金融制度。在这种以政府为主导的多方博弈的过程中，除非日本政府采取合理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否则日本很难解决自身的问题。（本报实习生 李莉　编译报道）
 
  
     《国际金融报》 ( 2007-06-26 第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