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導演李睿珺：來自農村 為農民發聲【2】

電影籌備期間遇到過什麼樣的難關？

李睿珺：其實我2009年就開始考慮拍這樣一部電影， 2011年電影劇本參加香港國際電影節的時候獲得了兩個獎項，此后還在其它的電影節上得過獎。后來找到了投資准備把它拍成電影，但是當時錢不夠，自己又不想倉促地去拍，所以就又等了一段時間。我從2012年12月份開始正式籌備，到2013年的8月份開機，這期間大量的時間都用在了教兩個兒童演員學習表演和學習裕固族語言上。

裕固族人口比較少，民族語言是古突厥語，現在會講的人很少。但是我想拍一部裕固族的電影，演員在電影裡應當說他們的民族語言，后來我發現這是一個很大的工程。當地文化部門告訴我們有一個鄉鎮的裕固語保持得比較好，我們就去了當地一個有400多名學生的學校，后來隻找到4個會說裕固語的學生，其中還有說得很不好的。后來沒有辦法，隻好找了綜合條件相對好一些的兩個孩子，去教他們講裕固語。之后我把這兩個孩子接到我家裡，讓他們跟我住一起，我媽給他們做飯，他們跟我睡一個被窩。我讓他們上午做作業、下午記台詞。而裕固語的台詞，我先讓當地的老人幫忙念一遍，我把它錄下來，然后用拼音標注這些台詞，再教兩個孩子去記這些台詞，反復地讓他們學習語音語調。這些事都是我自己來做。

另外，現在當地能騎的駱駝很少，兩個孩子在電影裡騎的駱駝也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訓練這些駱駝也花了大概2個月時間，要讓它們聽人的指揮，小孩騎上去也沒有問題。電影拍攝過程中有很多大的轉場，剛開始開拍的時候每次都需要七八個人把駱駝裝上車，拍攝快結束的時候，小孩都能輕鬆得把它們拉上車。

你前兩部作品也以農村、老人兒童為主，為什麼會執著於這類題材？

李睿珺：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有很多的農民，現在又面臨老齡化，很多年輕人出去打工，老人沒人照顧，小孩沒人教育，這是非常大的問題。有一次我在北京的地鐵上看到一個明顯是外地來北京工作的年輕的母親，她在地鐵上教訓她的孩子說，‘我暑假把你接到北京來玩了十多天了，帶你出去玩，給你買好吃的，你從來沒有叫過我一聲媽，我是誰？’。我在想這不是孩子的問題，而是這位母親的問題，親情疏遠這些問題細想起來其實很可怕。而農村的這些老人，他們提供糧食，養育子女，是平凡者中最偉大的一群人，但是他們中的很多人晚年境遇很糟。我就生活在這個環境中，我不得不去表達。所以我希望通過電影，能有更多的人去了解農村，關注農村裡的這些老人和小孩，關注環境的惡化。

有人說這類缺乏商業元素的電影很難在市場上獲得成功，你怎麼看待這部電影未來的票房？

李睿珺：這部電影大概2015年上半年上映。電影票房取決於觀眾，我沒有辦法預期票房情況，我們隻能努力盡量讓更多的人看到這部電影。其實從這部電影的被觀眾接受的程度，也可以看到當前大眾的心理是什麼樣的。大家可能更願意看輕鬆搞笑的電影，對於這樣引發人們思考的電影反而不是很關注。大家都在忙著掙錢，卻無視這些身邊的人和事。掙錢不就是為了讓自己和家人過得更好嗎，但是如果為了掙錢而舍棄親情、健康等等重要的東西，那掙錢就失去了意義和價值。比起環境的沙化，更可怕的是人們內心的沙化。我們會盡量地推我們的電影，至於觀眾是否接受，那是觀眾的事情，我絕對不會因為觀眾少而放棄拍這類題材的電影。我覺得有些事情的價值不是能用金錢來衡量的。

你會排斥拍商業片嗎？

李睿珺：我不排斥拍攝所謂的商業電影，任何電影都不會排斥，但前提是故事能不能打動我，有沒有拍攝的價值。拍攝電影是要付出時間和生命的，拍一部電影就兩年時間過去了，時間耗費不起。

你是一位“80后”導演，作品獲得了不少獎項。最近也有幾位新晉的“80后”導演，比如韓寒和郭敬明，你看過他們的作品嗎？

李睿珺：郭敬明的電影作品還沒看過，韓寒的作品看過，他的書以前也看過。每個導演想要的都不一樣，他在他的領域裡能夠做到他自己滿意，而且也有觀眾接受，我覺得這樣挺好的。

你剛才提到了農村、農民、環境等等很多需要大家關注的方面，你認為當前的年輕人應該秉持一些什麼樣的特質？

李睿珺：我認為愛和包容很重要。因為有愛，你會去包容，而包容能夠改變很多東西。獨立思考也很重要，我感覺現在很多人不願意思考。有些人他可能選擇性失聰、選擇性失明、選擇性思考，對於很多事情看到了當作沒看到，自己主動去屏蔽一些東西，時間久了，他可能會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