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民間友好大使”全國政協委員潘慶林

本期人物：

潘慶林，1953年生於天津，1969年在中國海軍部隊服役，1985年赴日本國留學，1993年在世界華商大會與香港霍英東先生一同被評為海外杰出華商。歸國后，積極投身祖國建設，為國家改革開放引進數百億外資做出了突出貢獻，2009年榮獲國家頒發的“中國人民友誼貢獻獎”，2012年因對中日兩國政治文化作出突出貢獻而榮獲日本國天皇家族最高榮譽“東久邇宮文化褒獎”。與此同時，憑借著廣泛的國際關系，結識了許多國家元首及政要，傳播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理想和信念，展示了其獨特的外交魅力，在海外華人世界享有“民間友好大使”的稱號。潘慶林是第十屆、第十一屆、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採訪實錄：

作為一名擁有赴日留學經驗的全國政協委員，潘慶林先生的大名我早在多年前就已經通過朋友有所了解。潘先生積極參政議政，關注政治理論問題的研究，經常在國內外報刊上發表建設性理論文章，著有《我所認識的新一代中國領導人》、《從求真務實看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的執政理念》、《用科學發展觀總結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得”與“失”》等。潘先生即是一名政治家，也是一名活躍於中日兩國間的“民間友好大使”。這次訪談就從他的赴日留學說起。

■從留學生到“民間友好大使”

記者：您是什麼時候去日本留學的？到日本后有何感受？

潘慶林：我是1985年赴日本國留學的。當時正處於中日兩國最佳的友好時期，兩國領導人都表示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日永遠不再戰。

在30歲之前，我接受的是社會主義教育。所謂社會主義教育的概念就是大公無私，為國家貢獻一切，助人為樂、敬老愛幼，數千年中華文明傳承下來的“仁義禮智信”光榮傳統，我是接受這種教育長大的。帶著這種社會主義憧憬到了日本，在進入海關之后就發現，日本的環境很干淨，人們腳步匆匆，都在忙忙碌碌，對人很有禮貌。但是，在那裡開始生活后，我就感覺很失落和失望。因為人們之間的感情很難加深，人們每天匆匆忙忙沒有說話的時間。盡管他們禮貌熱情，在商業方面很真誠，但是就像機器人一樣缺少感情，人與人之間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很難產生親近感。

從去日本留學開始，到現在已經快30年了。關於日本問題，我可以很自信地說，我比其他的中國人了解的要多一些。主要是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在日本生活時間長，而且往返於中日之間是從一名普通留學生開始，從打工賺錢，到自己開公司，期間經歷了很多事情。平時，我也比較熱衷於中日交流工作，參加了很多交流活動。第二，我至今往返日本近1200次，可能比一些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次數都要多，對日本人的了解要更深一些，因為我的妻子是日本人，我們結婚已經28年。關於日本的狀況、人脈關系以及大和民族DNA的個性，我的感觸可能更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