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8月19日電 (記者魏冠宇)耳提面命、趨庭鯉對,中國人的家庭教育講究言傳身教。然而在抗戰時期,無數仁人志士被迫與骨肉分離,天倫之樂的溫馨場景成為奢望。
今天的人們不免好奇:戰火紛飛中的中國人作何思何想,又以何樣的精神誡子傳家?
所幸,書札得以穿越時空。趙渭濱、袁國平、趙一曼……抗戰英烈的見聞和思想,通過檔案資料留存至今,啟迪后人。
戰場,未被修飾的前線實錄
“娘子關一帶是山地,倒還可守。不過川軍的槍等於零,重輕機槍均土造,不能連發,沒奈何隻有以血肉去與敵人機械化的部隊和機炮火碰。結果之如何,不問可知了。”
寥寥數語,寫出敵我懸殊的戰力對比、硝煙彌漫的前線戰況。這是1937年10月24日,國民革命軍陸軍第41軍122師參謀長趙渭濱在行進中,寫給18歲兒子鐵鬆(趙世誠)的家信。
我方以“槍等於零”對抗日寇機械化部隊和機炮,家書向子女傳遞當時官方戰報不曾展開的細節。數月后,趙渭濱血洒疆場,家書成為絕筆。
“日本鬼子並不那樣可怕,只要會打戰,敵人的飛機大炮都有辦法對付的。一年多,我們在大江南北共打了貳佰廿多次的戰,都是勝利的,有了這一年打鬼子的經驗,我們以后更有自信了。”
1938年12月,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給侄兒袁振鵬寫了一封信,頗具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彼時在武器裝備極差的情況下,新四軍在敵后抗日斗爭中形成實戰經驗、以弱抗強。
1941年,35歲的袁國平在皖南事變突圍中身負重傷,為避免拖累戰友落入敵手,舉槍自盡。
兩封相隔一年的家書,把戰爭的殘酷告訴遠方的孩子,也傳遞給多年后的人們。透過文字,山河破碎的國家、頑強不屈的軍民,今猶歷歷在目。
學習,不約而同的關懷叮嚀
在北京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為了民族解放與世界和平——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主題展覽”自7月7日開幕以來,吸引眾多目光。
展覽首次展出東北抗聯第3軍1師2團政委趙一曼從被捕到英勇就義的詳細檔案。不少家長帶著孩子來到抗戰家書視聽空間,重溫她寫給幼子寧兒的遺書。
“母親不用千言萬語來教育你,就用實行來教育你。在你長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犧牲的!”
1935年11月,趙一曼為掩護部隊負傷被俘﹔經殘酷刑訊,翌年8月2日英勇就義。她的遺書被藏在日軍審訊檔案中,1957年才被發現。
“我的孩子自己好好學習,就是母親最后的一線希望。”
“生死之際,她牽挂的是孩子的學習。”讀至此句,來自湖南的觀眾鄧女士感慨萬千。
叮囑子侄學習,是英烈家書中不約而同的話題。
“知家中甚安,你的學業進步,甚為慰藉。”袁國平告訴袁振鵬。
“你學校的通知到了麼?何時入校?望你告訴我!”趙渭濱寫給鐵鬆。
教育,決定一個民族的未來。英烈們清楚知道,下一代的志與力關乎國家興亡。
“只要能學成一個健全工人,健全的技術家。我也就無恨了。況且你學的技術,正是未來抗戰必需的工具呢!”趙渭濱勉勵兒子,“不是希望你作一個普通工程師了事,還希望准備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能夠當一個優良的技師!能夠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服務!能夠在復興民族恢復失地的工作上作最大的努力,最大的貢獻!”
趙世誠大學畢業后潛心科研,將畢生心血傾注於航空國防事業,對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試制成功作出重要貢獻﹔陳掖賢(即寧兒)拒絕領取烈士撫恤金,大學畢業后在高校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袁國平之子袁振威長大后從事海軍作戰指揮研究,培養大批軍事人才……
父輩的叮嚀,讓濡染苦難的孩兒,終長成國家的棟梁。
復興,代續接力的民族偉業
“我們都是以殉道者的精神為革命、為國家民族服務的。或許有人要說我們是太不聰明了,然而世界上應該有一些像我們這種不聰明的人。”
信中,袁國平道出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思考:“中國正在大的變動之中,中國抗戰成功,不愁無飯吃﹔抗戰不幸失敗,則大家都當亡國奴……”
“紅軍之善戰,紅軍之努力,真使東北軍、晉綏軍、陝軍愧死!老百姓有三句話說,紅軍又會打仗又不擾民,中央軍會打仗但是擾民,晉陝軍又不打仗又擾民。就可見一班[斑]了。”
趙渭濱在信中告訴后人:“你們的造就比我好,你們的前途自然也比我好,你們的幸運自然更比我好了。”他自嘆不幸生在“過渡時代”,又把滿心的希望寄予新時代的青年。
“我為甚麼向你寫這麼詳細?就是要使你知道現在已是萬惡軍閥總崩潰之一日。”這位眼光長遠的將軍,洞察時世人心向背、道出歷史大勢所趨。
“同時紅軍在民族抗戰當中的一切一切,也就是共產黨在中國民眾心理上所建立的很大基礎!未來的成功,未來的抗戰,恐怕還是要靠共產黨吧!”他寫道。
一封封寫給孩子的家書,筆筆泣血、字字千鈞,為了民族復興的思索力透紙背。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穿越時空,今天的孩子從先輩手中接過歷史的接力棒,為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貢獻力量,是對英靈的最好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