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高課”又要重現？——起底日本“新戰前情報體系”

　　新華社東京/北京4月23日電（記者陳澤安　謝彬彬　劉贊）在高市早苗政府強力推動下，日本國會眾議院23日通過一項法案，計劃設置“國家情報會議”和“國家情報局”，意圖在二戰后首次構建國家級情報統合體系。

　　日本當局近來在情報領域動作頻頻，推動多層面整合升級情報力量，強化首相對情報工作的集權式控制。專家解讀，高市政府此舉對內意在加強國內思想輿論控制，通過鼓吹“外部威脅”、灌輸右翼思想等手段，誘導民眾支持擴軍備武﹔對外圖謀強化情報收集，為突破“專守防衛”原則、實施軍事冒險做鋪墊。

　　這一系列動向，與二戰前日本軍國主義強化情報機構的種種做法如出一轍。有日本媒體驚呼：“在戰爭國家危險之路上暴走”的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打造“新戰前情報體系”，臭名昭著的“特高課”又要重現嗎？

　　整合升級情報力量

　　高市當局近期正從政府、自衛隊和民間等多個層面，推進整合升級情報力量。

　　目前，日本政府情報工作分散於外務省、防衛省、法務省、警察廳等多個機構，由“內閣情報調查室”負責整合協調。

　　根據眾議院23日通過的“國家情報會議設置法案”內容，高市政府擬構建以“國家情報會議”為核心、“國家情報局”為執行機構的情報體系，負責統籌安全保障、反恐等領域的“重要情報活動”，以及涉及外國間諜的“對外情報活動”。

　　據日本媒體報道，“國家情報會議”將由首相擔任主席，成員包括內閣官房長官、外務大臣、防衛大臣等多名閣僚。“國家情報局”則被賦予對各政府部門情報工作的綜合協調權。

　　這一法案的重點在於，加強情報工作並統一歸口管理，強化“首相官邸主導”。法案還需提交參議院審議，預計將在本屆國會例會會期內完成立法程序。

　　這是2020年8月28日在日本東京拍攝的首相官邸的資料照片。新華社記者杜瀟逸攝

　　除整合政府情報力量，日本自衛隊3月下旬還進行了重大改組。其中，海上自衛隊新設“情報作戰集團”，整合下轄承擔情報、網絡、通信、海洋觀測等職能的部隊。陸上自衛隊則新設“情報作戰隊”，總部設於東京都練馬區的朝霞駐屯地。

　　此外，日本政府及右翼勢力還在強化利用民間情報力量。

　　日本網民調查發現，有與執政的自民黨存在資金往來的IT企業，利用社交媒體平台搜集自由派政黨和人士信息及言論，對其展開攻擊並鼓吹“修憲”等主張。

　　近期，一個名為“日本紐帶情報公司”的民間機構浮出水面。這家機構極力鼓吹所謂“外部輿論”威脅，多次出現在日媒報道中。該公司董事長曾任職於與日本政府關系密切的日本電通公司。有日本網民針對這家企業的背景及動向發出質疑：“它難道不是防衛省的代理人麼？”

　　“洗腦”民眾為再軍事化作動員

　　大力強化情報力量，高市政府意欲何為？

　　按日本防衛省說法，海陸自衛隊新設情報部隊的任務包括查明並消除所謂“虛假信息”威脅，與盟友合作傳播“適當信息”等。

　　據日本媒體披露，日本政府擬在新成立的國家情報局內設立專職部門，負責防范社交媒體平台上所謂“虛假及錯誤信息”，阻止所謂外國勢力“干預選舉”和“操控輿論”。

　　高市政府相關動作引發日本輿論廣泛擔憂。有日本媒體指出，重組后的政府情報體系無異於“直屬”於首相，存在被政治化濫用風險，或侵犯民眾隱私權及言論自由，淪為高市政府操縱國內輿論、壓制不同聲音的工具。

　　有日本媒體和網民驚呼：“特高課”的歷史噩夢又要重演嗎？

　　“特高”是“特別高等警察”的簡稱。“特高課”曾是負責鎮壓日本國內社會運動、實施思想監控的特務機構。東京警視廳於1911年8月最早設立“特別高等課”，后升格為“特別高等警察部”，其他地方警察部門也陸續設立“特高課”。

　　二戰前和戰爭期間，“特高課”在日本國內實施殘酷高壓手段，確保社會對軍國主義政策的“一致擁護”。比如，1928年，日本政府以違反臭名昭著的《治安維持法》為由，在日本全國逮捕約1600名左翼知識分子、工會領袖等，史稱“三·一五事件”。這一事件中，“特高課”大肆抓捕和刑訊逼供。

　　日本《京都新聞》《琉球新報》等媒體發文警告，二戰前，日本以“護持國體”為借口加強情報機構權力，日本憲兵和“特高課”密切監視民眾並壓制反戰聲音，日本不應忘記放任權力暴走的歷史教訓。

　　日本歷史學者前坂俊之等專家指出，20世紀30年代，日本軍國主義勢力不斷向國內媒體施壓，至40年代幾乎完全掌控日本輿論。日本輿論場當前的論調和發展趨勢，與30年代初的情形有相似之處。在加速右傾的政治和社會生態中，日本當局正糾集各層面力量煽動民眾情緒，“走上一條老路”。

　　圖為日本讀賣新聞社、朝日新聞社當年出版的部分書籍，許多書名充斥著對侵華日軍的美化。新華社記者陳天湖攝（傳真照片）（1998年2月13日發）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項昊宇說，日本媒體目前存在著渲染“外部威脅”、挑動民眾“對外敵意”的報道氛圍。在其背后，日本執政當局通過掌控輿論風向，炒作“外部威脅”，渲染“非黑即白”的對抗敘事，為修改和平憲法、擴充軍備展開思想政治動員。

　　情報觸角突破“專守防衛”

　　高市政府升級情報機構的用意，絕不僅在於控制國內輿論，更有加強對外情報搜集、配合日本軍事活動之意。

　　日媒披露，在“國家情報會議設置法案”完成立法程序后，日本后續還將新設“對外情報廳”，加強對外情報搜集。日本輿論將高市政府的新情報機構稱為“日本版CIA”，即日本版的中央情報局。

　　近年來，日本對外間諜活動屢遭曝光。2025年11月，中國國家安全部發文說，近年來破獲一批日本間諜情報機關針對中國的滲透竊密間諜案件。2024年9月，俄羅斯媒體披露，一名日本間諜在白俄羅斯被抓獲，涉嫌拍攝軍事設施等活動。2022年9月，俄聯邦安全局宣布，日本駐俄一名外交官因涉嫌間諜活動被抓。

　　歷史上，活躍的對外間諜活動往往是日本開展軍事行動的前奏。從中日甲午戰爭，到日俄戰爭，再到二戰，日本情報機構在日軍歷次有預謀的軍事行動中，都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

　　比如，1906年成立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滿鐵”）表面上是鐵路經營公司，但公然涉足政治、經濟、軍事、情報等領域。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前，“滿鐵”大量情報人員偽裝成小商販、醫生、學者等，針對中國開展情報搜集工作。日本關東軍情報機構也多次組織所謂“參謀旅行”，派人秘密潛入東北多地實施偵察。

　　1941年，偷襲美國珍珠港前，日本派出大量間諜到珍珠港，搜集那裡的天氣、水文、地形信息和美軍基地中飛機、艦艇的部署情況。

　　以史為鏡，專家認為，高市政府設立國家情報局，本質上是脫離戰后“專守防衛”原則約束的重要一步。整合后的情報資源會直接轉化為對日本海外軍事行動的支撐，服務於其先發制人的打擊能力建設和行動實施。

　　對於以情報工作配合進攻性軍事行動的意圖，曾在安倍晉三執政時期任國家安全保障局長的北村滋直言不諱：“為了行使攻擊敵方導彈基地的能力，日本必須掌握相關情報。”

　　危險的“新戰前情報體系”

　　對於高市政府在情報領域的種種動作，日本《琉球新報》的社論認為：日本離“新戰前體制”又近了一步。

　　二戰前，日本就曾大力強化情報體系，從對內控制思想輿論和對外強化情報搜集兩個層面，為發動侵略戰爭作准備。

　　如今，高市政府正在重拾戰爭歷史劇本，重啟戰爭機器。日本這些情報領域動向並非孤立存在，而是與高市政府持續推動擴軍備武密切相關。

　　近期，高市政府借自民黨在國會眾議院選舉中大勝之機，在復活軍國主義的道路上瘋狂飆車：首次部署具備“對敵基地攻擊能力”的遠程導彈﹔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及其運用指南，正式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進攻化改組自衛隊，包括組建“水上艦隊”，為打造“航母戰斗群”作准備……

　　本月17日，一艘日本自衛隊艦艇進入台灣海峽，蓄意挑舋鄰國，擾亂地區穩定。

　　2月24日，在日本東京的眾議院第二議員會館前，一名抗議者手持“不要戰爭准備”的標語。新華社記者賈浩成攝

　　種種跡象表明，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已不只是潛在風險，而是對鄰國、地區和世界的現實威脅。在這一背景下，日本強化情報機構成為“新型軍國主義”的具體政策體現之一，也是高市政府圖謀突破和平憲法、沖擊戰后國際秩序的重要一環。

　　現實的悲劇，往往始於對歷史教訓的漠視。二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給世界特別是亞洲國家以及日本自身帶來巨大災難。如今，高市政府正一步步復活軍國主義幽靈，必須引起世界各國和日本社會的高度警惕和堅決抵制。

　　日本《赤旗報》評述，高市政府種種言行表明，其目的就是讓日本成為拋棄憲法和平理念的“戰爭國家”，日本決不能容忍“在破壞和平的危險道路上暴走的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