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戰后日本右翼勢力的危險嬗變（銘記歷史·捍衛和平）

2026年8月15日，日本民眾在東京淡路公園內舉行抗議集會。 新華社記者 賈浩成攝

2026年8月9日，日本民眾在長崎和平公園附近舉行反戰游行。 新華社記者 岳晨星攝 

9月3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紀念日。1945年9月2日，在中國等9個受降國代表注視下，日本代表在投降書上簽字，這是來之不易的勝利果實。然而，戰后日本並未徹底反思其戰爭罪責，日本右翼勢力也未被徹底清算，反而改頭換面重返政治舞台。從粉飾否定侵略歷史、推行歷史修正主義，到強推修憲、“再軍事化”動作頻頻，當今日本右翼行徑空前猖獗，是戰后日本右翼在組織結構和行動方式上進行戰術性變革的結果。

復辟——

戰后初期右翼的傳承與變革

戰后初期，美國單獨佔領日本，在日本推行“非軍事化”“民主化”改革。否認天皇神性的《人間宣言》讓日本右翼勢力失去精神支柱，喪失在國家意識形態中的優勢地位。大批右翼頭目、戰犯被剝奪公職接受審判，尚存的350余個右翼團體大多遭到解散，但天皇制的延續和對舊日本官僚體系的整體繼承，為右翼在戰后死灰復燃保留了精神土壤和制度根基。

隨著冷戰爆發，美國開始大幅調整對日政策，從遏制轉向扶持，默許日本實施一系列反民主化舉措。大批舊軍政勢力得以迅速重回政壇，岸信介、重光葵等戰犯逃脫懲罰，堂而皇之重回日本政治核心，隨后接連推動出台相關法案，把甲級戰犯定義為“因公殉職者”，還發放高額撫恤金。戰犯從此不再被視為罪犯，而是“為國捐軀”的戰士。

與廟堂之上戰犯復出相呼應的是，日本右翼組織呈現死灰復燃態勢，“大東塾”“防共挺身隊”“全日本愛國者團體會議”“日本學生會議”等各類右翼團體接連成立。它們依舊沿襲戰前作風，依靠街頭暴力、恐嚇襲擊擴展影響力，但戰后日本民眾已然日漸適應和平生活，這些右翼團體很快就引發了社會反感。此時，以“生長之家”為首的宗教保守勢力登場，並逐漸成為引領戰后日本右翼變革的先鋒。

“生長之家”的創始人谷口雅春戰時極力鼓吹天皇至上，狂熱支持日本對外侵略﹔戰敗后拒不反思戰爭，妄圖恢復天皇親政的舊體制。他意識到日本右翼勢力的復辟不能依靠街頭激進手段，因而發起以“天皇信仰、廢除佔領憲法、反共反戰后體制”為核心訴求的“國民總自覺運動”，借宗教網絡、輿論宣傳、市民集會發動全國的信徒與民眾，借此向政界施加影響，開啟了戰后日本右翼運動的轉型。

有日本學者指出，曾經的日本法西斯運動只是少數激進分子的活動，谷口雅春則主張“吸納民心，佔領社會輿論制高點”。后來日本右翼團體的代表人物，如椛島有三等人，皆是其忠實信徒，深受其影響。同時，日本戰后始終沒有開展徹底的戰爭責任清算，未能在全社會層面引發對侵略戰爭的深層反思。安倍晉三、高市早苗等出生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保守政客，在執政時期全力推動日本社會右傾保守化的根源亦在於此。

轉型——

新右翼的興起與行動轉向

進入20世紀60年代，持續的經濟發展讓日本戰后壓抑的民族主義情緒迅速高漲。美化侵略、為戰爭翻案之風開始頻繁上演。1963年，池田勇人內閣正式決定在每年8月15日舉辦追悼活動，向二戰中的300余萬死者“獻上追悼之誠意”。次年，他又恢復曾被廢除的軍人授勛制度，向1萬余名戰死軍人頒發“敘勛令”，以“彰顯其生前之功績”。

1964年，日本侵略戰爭“全面翻案第一書”——《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出版，其作者是老牌日本右翼文人林房雄。作為侵華日軍的從軍作家，他公然顛倒黑白，將日本侵略戰爭美化為“自存自衛”的“亞洲民族解放戰爭”，並將東京審判扭曲為“戰勝者對戰敗者的復仇”。如此堂而皇之為軍國主義招魂的說法，卻被日本右翼奉為圭臬，成為其重要理論根基。

在此背景下，高唱“民族精神復興”的民族派新右翼群體乘勢而起。民族派新右翼轉向民族主義、反政府及反戰后體制，極力抨擊日本對美國的屈從。1970年，在椛島有三的呼吁下，作為全國學協領導機構的“日本青年協議會”成立，其成員多為“生長之家”信徒。“日本青年協議會”意識到，日本戰后體制已成定局，要實現其政治理想，必須從暴力反體制轉向體制內滲透。

“日本青年協議會”率先提出“解釋性修憲”路線，不再簡單否定戰后“和平憲法”，而是通過法律解讀、議案修改、社會輿論引導逐步瓦解戰后憲法。1977年至1979年的元號法制化運動，為這條“溫和”滲透路線完成試水。“日本青年協議會”摒棄傳統右翼的暴力路線，依托遍布全國的基層議員網絡，自下而上推動國會立法，短短兩年便促成《元號法》落地，給日本保守界以極大震動，各類右翼組織因此開始進一步向其靠攏。

被譽為“戰后日本右翼研究第一人”的堀幸雄指出，20世紀70年代之后，日本右翼勢力的主力已然不再是“暴力團”，而是隨處可見職員般“身著西裝的右翼”，“他們在大眾之中，以組織大眾運動的方式成為當今右傾化、反動化的尖兵”。

定型——

制度嵌入型右翼的生成及其影響

進入20世紀80年代，右翼勢力在日本政壇強勢抬頭。1982年，二戰時曾在日本海軍服役的中曾根康弘出任日本首相。他提出“戰后政治總決算”的口號，強調清算佔領政策、修正戰后體制，其本人更是開啟了日本首相以公職身份參拜靖國神社的惡例。

篡改教科書的問題也在該時期頻發，歷史修正主義愈發泛濫，田中正明是這股逆流中的典型人物。他曾是南京大屠殺主犯兼甲級戰犯鬆井石根的秘書，一直試圖為鬆井石根翻案。1984年，田中正明發表《“南京大屠殺”之虛構》，通過篡改鬆井石根的日記等手法，系統否認侵略暴行。

“日本青年協議會”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推動修憲和篡改教科書的幕后主導力量，並借此確立其在日本右翼勢力中的領導地位。1997年5月，戰后日本右翼歷史性地實現組織大聯合，成立了日本最大的保守右翼組織“日本會議”，其組織運營的核心中樞正是“日本青年協議會”。“日本會議”集合了宗教、政治、經濟、司法、知識等社會各界及地方代表，成為“全國極右組織的中心”和“唯一一個綜合性的極右組織”。

“日本會議”宣稱的官方定位是“全國范圍內的草根階層國民運動團體”，自我標榜為代表國民大眾的群眾性組織。其政治目標包括修憲、向海外派遣自衛隊、重建以天皇為中心的日本國體等。借助國民運動模式，“日本會議”不再是傳統意義上反政府的民間右翼組織，而是變身為一支深度嵌入戰后日本體制的政治力量，妄圖利用民主體制實現反民主目標。

“日本會議”的各項目標追求都強調“從地方到中央”的戰略，因而極其重視對地方力量的培育扶持。為了從地方議會向中央決策層施加壓力，“日本會議”幾乎在所有都道府縣地方議會設立有“日本會議地方議員聯盟”。此外，在“日本會議”組織內部還針對重要議題、群體單獨設立次級運動組織。“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皇室傳統守護國民會”“大家參拜靖國神社國民會”是其中的代表性分支。

時至今日，“日本會議”已然發展為實質性推動日本社會全面保守右傾化的關鍵力量。支持“日本會議”的常設超黨派議員聯盟“日本會議國會議員懇談會”與其關聯組織“神道政治聯盟”吸納了國會的絕大部分成員。以安倍晉三、高市早苗為首，日本自民黨內諸多重量級成員皆與“日本會議”淵源頗深，在內閣及政府中佔據諸多要職。

危害——

對戰后國際秩序構成的實質性挑舋與沖擊

日本著名思想家丸山真男早在1951年就曾預言，戰后日本“法西斯主義乃至超民族主義的實質性復活”以“現有統治機構‘合法地’原樣轉向法西斯主義模式更容易且蓋然性更高”。這一判斷在戰后日本右翼的演變歷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歷經70余年迭代演進，日本右翼已經走出一套制度化、常態化、輿論化的軍國主義復辟路徑——制度嵌入型右翼。這意味著戰后日本右翼的奪權模式與近代血盟團事件那樣的暴力恐怖襲擊不同，更可能是通過自身深度嵌入日本體制的方式實現和平奪權。以“日本會議”為核心的日本右翼勢力，持續深化全國國民運動，完成對政界、經濟界、學界、輿論界、地方社會的全面滲透，正是這種新型奪權模式的典型。

以“國家正常化”和“積極和平主義”為旗幟，試圖突破戰后體制、擴張軍備的“新型軍國主義”是制度嵌入型右翼勢力向日本武裝力量蔓延的產物。“新型軍國主義”在合法外衣之下，通過修改“安保三文件”、解禁“集體自衛權”和擴充防衛預算，推動軍事戰略從“專守防衛”向“主動威懾”激進化轉向，利用“民主政治”和“國際規則”的制度框架強軍擴武，對來之不易的戰后國際秩序構成實質性挑舋與沖擊。

戰后日本右翼的演變之路折射出日本體制缺陷及其潛藏危機，根源是日本對戰爭責任缺乏足夠的反思和清算。這導致國民大眾的思想觀念呈現高度歷史承繼性，讓右翼勢力通過國民運動迷惑大眾成為可能。尤其是在泡沫經濟破滅時代中成長起來的日本年輕一代，更容易受到右翼輿論宣傳的煽動，整體上呈現出一種“無意識形態的保守化”。“新型軍國主義”的抬頭及其蔓延正是由此而來。

歷史不容篡改，教訓不可遺忘。“新型軍國主義”是整個戰后日本右翼適應戰后體制進行戰術變革的縮影。它沿承了近代軍國主義侵略擴張的本質，但將其包裝得更具隱蔽性、迷惑性，因而有著更大的潛在危害性。日本右翼持續進行軍備擴張、頻頻為歷史翻案的危險動向，是關乎地區和平、人類公理的重大安全隱患。偽裝褪去、潮流洶涌，一旦“新型軍國主義”成勢，不僅會破壞地區穩定，更會將日本民眾推向戰爭深淵，違背和平發展的時代潮流。

（作者為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武漢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

《 人民日報 》（ 2026年09月04日 1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