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启示：要与日本右翼不懈斗争【4】

民族觉醒 奋起抗争

“九一八”事变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觉醒。面对亡国灭种的威胁，整个中华民族由分散的客观的自在状态，转变为一致的主观的自觉状态

“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军队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流传于东北民间的小调，对“九一八”事变中中国军队的“不抵抗政策”作出了形象而直接的描述。

1990年，张学良两次接受了日本ＮＨＫ电视台记者的公开采访。在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他表示，将日军的全面武装侵华错误判断成了局部的挑衅，所以下了不抵抗的指令。

然而，简单的一句误判并不足以解释以下史实：短短4个多月，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从此沦为亡国奴。

不可否认，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在工业和科技上是落后于日本的，海空军整体实力也落后于日本，但“九一八”事变时，中国军队却并非一般人想象得那么不堪一击。就兵力而言，当时仅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就有26万人之多，而日本在我国东北的总兵力不过一万多人。就武器而言，东北军的常用武器是“七九”捷克式步枪，日军士兵的常用武器是“三八”日本式步枪，两种枪性能相差不大。

可就是因为“不抵抗政策”，沈阳沦陷时，东北军的武器完整无损地落在日军手中，“据不完全统计，飞机损失260架，迫击炮等各种炮3091门，战车26辆，步枪和手枪11006支，机关枪5864挺”，而当时在东北的日军，既无飞机也无战车更无大炮，仅在沈阳南站附近暗置了两门可以射到北大营的24厘米口径榴弹炮。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导致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觉醒。此前，中华民族的觉醒与抗争多是体现在某些个人、团体、党派或某些地区层面上，从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由于日本侵略者的罪恶目的是灭亡整个中华民族，面对亡国灭种的威胁，整个中华民族由事变前分散的客观的自在状态，转变为事变后的一致的主观的自觉状态。

“九一八”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就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提出武装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张。1931年9月20日和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先后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和《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明确提出了日本侵略中国灭亡中国的罪恶目的，坚决主张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建议在东三省组织抗日联军。

除中国共产党之外，国民党左派及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及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民族危机感也充分体现出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传遍大江南北。“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总干事黄琪翔发表了《对时局宣传大纲》，声讨日本侵略者“不宣而战，占领中国领土”。国民党元老李烈钧，爱国将领冯玉祥、杨虎城、傅作义、张发奎等纷纷发表言论或通电主张武装抗日。黄炎培、马相伯、沈钧儒、蔡元培等人士也提出反对内战、武装抗日的主张。就连以消灭中国共产党作为第一要务的蒋介石也清楚地看到了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发出了“彼之处心积虑，乃企图亡我整个中华民族”的慨叹。

与此同时，在东北广大地区也燃起了抗日武装斗争的烽火。“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东北大地。不到一年，各地自发兴起的抗日队伍就发展到40万人以上。“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激昂歌声，激发了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前仆后继抗日的不屈精神。1931年10月，日军侵入黑龙江的时候，国民党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率部奋起抗击，在中东铁路的嫩江桥畔，击溃了日本多门二郎师团属下村井团的大部官兵。旅团长村井少将被迫自杀。这是抗战初期，中国正规军队抗战取得的首场胜利。此外，赵毅领导的吉林双城阻击战，李杜、冯占海领导的哈尔滨保卫战等，也都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全国各地也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八项抗日主张。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华民族的整体觉醒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仇敌忾，奋起抗争，共赴前线，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