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导演李睿珺：来自农村 为农民发声【2】

电影筹备期间遇到过什么样的难关？

李睿珺：其实我2009年就开始考虑拍这样一部电影， 2011年电影剧本参加香港国际电影节的时候获得了两个奖项，此后还在其它的电影节上得过奖。后来找到了投资准备把它拍成电影，但是当时钱不够，自己又不想仓促地去拍，所以就又等了一段时间。我从2012年12月份开始正式筹备，到2013年的8月份开机，这期间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教两个儿童演员学习表演和学习裕固族语言上。

裕固族人口比较少，民族语言是古突厥语，现在会讲的人很少。但是我想拍一部裕固族的电影，演员在电影里应当说他们的民族语言，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当地文化部门告诉我们有一个乡镇的裕固语保持得比较好，我们就去了当地一个有400多名学生的学校，后来只找到4个会说裕固语的学生，其中还有说得很不好的。后来没有办法，只好找了综合条件相对好一些的两个孩子，去教他们讲裕固语。之后我把这两个孩子接到我家里，让他们跟我住一起，我妈给他们做饭，他们跟我睡一个被窝。我让他们上午做作业、下午记台词。而裕固语的台词，我先让当地的老人帮忙念一遍，我把它录下来，然后用拼音标注这些台词，再教两个孩子去记这些台词，反复地让他们学习语音语调。这些事都是我自己来做。

另外，现在当地能骑的骆驼很少，两个孩子在电影里骑的骆驼也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训练这些骆驼也花了大概2个月时间，要让它们听人的指挥，小孩骑上去也没有问题。电影拍摄过程中有很多大的转场，刚开始开拍的时候每次都需要七八个人把骆驼装上车，拍摄快结束的时候，小孩都能轻松得把它们拉上车。

你前两部作品也以农村、老人儿童为主，为什么会执着于这类题材？

李睿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很多的农民，现在又面临老龄化，很多年轻人出去打工，老人没人照顾，小孩没人教育，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有一次我在北京的地铁上看到一个明显是外地来北京工作的年轻的母亲，她在地铁上教训她的孩子说，‘我暑假把你接到北京来玩了十多天了，带你出去玩，给你买好吃的，你从来没有叫过我一声妈，我是谁？’。我在想这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这位母亲的问题，亲情疏远这些问题细想起来其实很可怕。而农村的这些老人，他们提供粮食，养育子女，是平凡者中最伟大的一群人，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晚年境遇很糟。我就生活在这个环境中，我不得不去表达。所以我希望通过电影，能有更多的人去了解农村，关注农村里的这些老人和小孩，关注环境的恶化。

有人说这类缺乏商业元素的电影很难在市场上获得成功，你怎么看待这部电影未来的票房？

李睿珺：这部电影大概2015年上半年上映。电影票房取决于观众，我没有办法预期票房情况，我们只能努力尽量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部电影。其实从这部电影的被观众接受的程度，也可以看到当前大众的心理是什么样的。大家可能更愿意看轻松搞笑的电影，对于这样引发人们思考的电影反而不是很关注。大家都在忙着挣钱，却无视这些身边的人和事。挣钱不就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过得更好吗，但是如果为了挣钱而舍弃亲情、健康等等重要的东西，那挣钱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比起环境的沙化，更可怕的是人们内心的沙化。我们会尽量地推我们的电影，至于观众是否接受，那是观众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因为观众少而放弃拍这类题材的电影。我觉得有些事情的价值不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你会排斥拍商业片吗？

李睿珺：我不排斥拍摄所谓的商业电影，任何电影都不会排斥，但前提是故事能不能打动我，有没有拍摄的价值。拍摄电影是要付出时间和生命的，拍一部电影就两年时间过去了，时间耗费不起。

你是一位“80后”导演，作品获得了不少奖项。最近也有几位新晋的“80后”导演，比如韩寒和郭敬明，你看过他们的作品吗？

李睿珺：郭敬明的电影作品还没看过，韩寒的作品看过，他的书以前也看过。每个导演想要的都不一样，他在他的领域里能够做到他自己满意，而且也有观众接受，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你刚才提到了农村、农民、环境等等很多需要大家关注的方面，你认为当前的年轻人应该秉持一些什么样的特质？

李睿珺：我认为爱和包容很重要。因为有爱，你会去包容，而包容能够改变很多东西。独立思考也很重要，我感觉现在很多人不愿意思考。有些人他可能选择性失聪、选择性失明、选择性思考，对于很多事情看到了当作没看到，自己主动去屏蔽一些东西，时间久了，他可能会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