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科技戰略與諾貝爾獎【2】

其次，日本的傳承精神是有目共睹的，這個傳統從明治維新時代就開始相承下來。從日本諾貝爾獲獎者的背景來看，不難看出他們之間的代際傳承精神。日本科學家的獨立、執著來自老師們一代代的傳承，這些老師也獨具慧眼，發現和培養出眾的高端科技人才。2002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小柴昌俊得到了1965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朝永振一郎的推薦而到美國紐約羅切斯特大學留學﹔2008年獲得物理學諾貝爾獎的小林誠和益川敏英都是“二戰”以后奠定微粒子學研究基石的?田昌一教授的弟子﹔2002年獲得物理學諾貝爾獎的小柴昌俊的指導教授是2008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南部陽一郎，而南部陽一郎的導師是朝永振一郎﹔朝永振一郎、小林誠、益川敏英教授都是憑借在日本首位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湯川秀樹教授1946年創刊的科學雜志上發表的論文而獲獎﹔而2010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根岸英一在攻讀美國普度大學博士后學位期間師從已故的1979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美國的赫伯特•布朗教授。

而日本科學家始終如一的勤奮刻苦、堅韌不拔的工作精神是他們能在很多領域迅速追趕歐美發達國家甚至保持世界領先地位的一個重要因素。日本研究人員自由獨立研究也是研究領域不斷出成果的關鍵。日本的大學教授和研究所人員申報課題的渠道和形式，實際上是課題注冊制，不必層層審批，一定份額的經費就很快撥下來，保障其數年的研究。數年如一日，可以自始至終、扎扎實實的科學研究，不必特別公關和費心的經費申請渠道，不受外界的干擾，比較充足的科研經費和良好的科研環境為獨立自由開展科學研究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換句話說，獨立自由和不受干擾是日本科學家頻頻獲得諾貝爾獎的主要原因。而日本大學多半是研究型大學，以科研帶動教學，而不是教學型學校，這是日本頻出高質量科研成果的重要原因。

日本科學家還注重團隊精神。就一些疑難研究問題往往各抒己見，互相學習，取長補短，發揮集體優勢的整體力量。在學術研究方面，往往一些德高望重的科學家提出某項研究課題，制定初步的研究計劃，然后與一些學者或研究人員集思廣益，博採眾長制定最終的研究方案，密切分工合作，這也是日本頻出高質量科研成果的重要因素。

此外，日本科學家的職業威望高、工資待遇豐厚也為他們全心致力於教學、研究提供了有利條件。根據日本權威的“日本社會階層與社會移動”的1995年調查結果顯示，在日本187種職業中，大學教師的職業威望的得分為83.5，僅次於法官、律師的87.3分，位居第二位，遠遠高於大企業高級管理的73.3分、高級公務員的70.5 分以及演員的58.2分等等。在經濟收入方面，日本厚生勞動省“工資結構基本統計調查”結果顯示，2008年日本大學教授的平均工資約為1122萬日元（約合人民幣），大大超過了國家公務員的663萬日元。

進入21世紀初期以后，日本繼續強化“科學技術創造立國”戰略，2000年提出第二期（2001—2005年度）的科學技術基本計劃草案，建議將生命科學、信息通信、環境和納米技術和材料作為國家研究開發投資的重點戰略領域。這一計劃圍繞“鼓勵創造，發展科學”主題，提出國家振興科學技術的最優先課題是：推進科學技術體制改革，從根本上改善科學技術發展的環境，使之具有靈活性、競爭性和開發性﹔增強產業、政府和大學整體的研究開發能力，使這種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2001年日本出台的第二個科學技術五年基本計劃，第一次把獲得諾貝爾獎作為科學技術發展計劃的指標之一，提出要在“50年內獲取30個諾貝爾獎”。在2001年結束的百年諾貝爾慶典后，日本政府重申了這一目標，並在瑞典卡羅林斯卡醫學院內設立了“研究聯絡中心”。這一“諾貝爾獎計劃”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關注。當然，一個國家的科技實力不能完全以諾貝爾獎得主的多少來衡量，科技政策也不應以獲取諾貝爾獎為導向。但在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時代，採取積極措施不斷推進科技發展是勿庸置疑的。

眾所周知，諾貝爾獎重在獎勵科學領域的最先發現者、發明者以及重大理論突破者，“創新”是諾貝爾獎的核心，而擅長模仿、缺乏創新恰恰是影響日本科技發展的重要原因。因此，“諾貝爾獎計劃”是在激烈國際科技競爭情況下，日本凸顯“創新”，謀求發展的國家科技戰略的重大轉移的體現。諾貝爾獎的頒發有“滯后性”，日本近十余年來大量的科研投入逐漸取得成效。新世紀以來日本已有10人獲得了諾貝爾獎，這說明日本的科技能力和創新能力都在上升。日本獲諾貝爾獎的潛力增大，說明他們的“科技立國”、重視創造、積極培養高端科技人才的科技戰略已逐漸取得成效。預計今后數十年日本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的勢頭還會繼續，因為諾貝爾獎是獎勵那些始終如一默默無聞地做一輩子研究工作、甘於辛勤奉獻、勇於攀登科學高峰、不畏艱苦卓絕和寂寞的人們。日本科學家恰恰具備這種勤奮研究、不斷進取的科學精神，正因為如此，到2050年日本獲得30個諾貝爾獎的目標是完全可能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