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上搜索“高見邦雄”,你會得到一系列數字:經過20多年努力,大同市周邊的中日友好環境林已有200多處,共種植下1900萬株樹木,造林面積超過6千公頃,綠化面積超過1萬公頃……
作為中日友好的代表,數字只是表象,統計上的成績總有天會被超越。但高見邦雄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他在中國的生活、在中國所塑造的日本人形象,卻成為了中日邦交史上的真正佳話。不過,這段佳話是以喜劇的形式開篇的,因為起初,包括他自己在內,所有人都覺得他是——
傻子
高見邦雄是個傻子,這是他自己的原話:“……大家都覺得很傷心,喪失了信心,最聰明的人就最先脫離了。然后最傻的、跑得最慢的人就留下來了。第一年來的五個人,最后隻剩下我一個。”
高見邦雄
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況,糟糕到讓人失去信心呢?
1992年,高見邦雄第一次踏入中國黃土高原東北邊緣的大同市渾源縣。
大同地處黃土高原東部,內外長城之間,平均海拔在900米一1500米之間,年降水量為380毫米—460毫米,無霜期為90天—130天,干早風沙等災害性天氣嚴重,曾有“一年一場風,從春刮到冬”的說法,同時,大同的地質結構復雜,風沙災害嚴重,旱災發生,但又不是單一的旱災:有的山一側干旱成災,一側暴雨成患。渾源縣地處黃土高原,干旱少雨、風大沙多,把樹種活並不是一件容易事,由於缺水,維持舒適生活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不過,除了嚴酷的自然環境、艱苦的生活條件,還有當地對高見團隊的敵視。
在那個中日關系仍然緊張的時候,當地幾乎所有的人都懷疑高見他們的動機,因為人們對日本的侵華行徑難以忘懷,大同煤礦至今還有“萬人坑”作為歷史見証。其實這也不是無風起浪,高見的父親在侵華戰爭期間曾經到過中國東北地區。
“他是一個日本人,憑什麼要來中國植樹做好事?”“我們再怎麼窮,再怎麼苦,也犯不上要日本人的施舍”……人們用言語攻擊他,孩子們也跟著高見,邊扔石頭邊起哄“打倒日本,打倒日本!”。
但高見沒有罵回去,他在1992年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們創建了非政府組織“綠色地球網絡”(GEN),很快就動手植樹,來表明自己的誠意。日子久了,人們不再懷疑他是別有用心了,但又開始懷疑他在大同的“綠旗到底能夠打多久”?
可是故事並沒有就此反轉,因為對綠化和大同本身缺乏認識,高見很快就進入了屢戰屢敗的狀態,自己都開始懷疑自己了。
第一次種樹時,他種了不少棵,但第二年滿心歡喜地來看他頭年種的樹,卻大失所望,死的死,枯的枯,能存活下來的廖廖無幾。更令他不解和氣憤的是,有的樹竟被當地的農民砍了,因為這些樹佔用了他們借以維持生計的耕地。
1994年春天,高見從並不充裕的資金中拿出大半部分集中投入到大同縣徐瞳鄉,在1200畝地上種了6萬棵杏樹。
1996年夏天,高見再次來到徐疃鄉,剛走進杏樹地裡,他就完全懵了——6萬棵杏樹竟然全軍覆沒了,被野兔啃食、被蚜虫附著、還有摻進來的假樹苗…
徐疃鄉的失敗對高見來說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在經歷了那次失敗之后,他成熟了許多,開始正視困難,從根本上考慮如何運作。
高見屢戰屢敗之后繼續屢敗屢戰,他終於找到了一個適合大同綠化的辦法,就像一個——
智者
聰明和智慧是有區別的。聰明多見於小事,智慧多用來解決大問題。種一棵樹需要小聰明,讓一個地方恢復生態要的則是智慧。
看到自己團隊辛勤栽種的大量樹木全軍覆沒,高見漸漸悟出了一個道理——“隻種樹不能算綠化”:“人改造自然這個想法是錯誤的,在不適合種樹的地方種樹沒有任何意義。我們現在做的事情,不是大量種樹,而是恢復它原有的面貌。我特別希望中國人了解這個意義。在中國好多地方一說綠化就一窩蜂去種樹,結果種的樹很多都死了。即便這些樹全部長出來,對於水的儲存來說,影響也是負面的。大家應該慎重考慮后再去種樹。”
高見聽人偶然說起塞北曾經有過天然林,這使他和團隊萌生了讓天然林再生的思路。通過多方打聽,確信這裡尚有殘存的天然林。於是開始艱難的尋訪。高見與日本來的一些專家,採購了帳篷、睡袋等野營用品上路,攀上了海拔1768米的碣寺山,終於在人跡罕至之處發現了一片天然林。他們“進行方形區分株調查。用塑料膠帶將周邊隔開,對每一個區域裡的樹種、每棵樹的胸徑、樹高等進行測量、記錄。”根據調查所得資料進行綜合分析,結論是:自然條件因素確實存在,如果沒有人口壓力,可以嘗試通過自然的自身力量恢復森林。
接下來,“綠色地球網絡大同事務所”購買了80公頃土地的100年使用權,建立靈丘植物園,開啟了天然林再生的長期實驗。經過努力,在這個自然植物園裡,通過禁止放牧和砍伐,觀察自然植被恢復情況﹔用在自然林採擷的落葉闊葉樹種子育苗,進行恢復植被對水流增減影響的調查。結果,可以通過科學論証確認落葉闊葉樹多有利於水土保持﹔禁牧禁伐之后,自然植被的恢復力很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