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立“國家情報局”，日本加速“再軍事化”（環球熱點）

　　日本政府7月31日正式設立“國家情報局”並召開首次“國家情報會議”。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表示，此事是日本在內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極動向。歷史上，日本情報機構曾經為日本全面推行軍國主義、發動對外侵略戰爭鋪路，對亞洲鄰國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難書的罪行。日本為政者應當深刻汲取歷史教訓，慎重行事。

　　從設立“國家情報局”，到發布新版《防衛白皮書》﹔從防衛預算規模再創戰后新高，到推進二次修訂“安保三文件”﹔從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徹底放開殺傷性武器成品出口限制，到把航空自衛隊正式升格為航空宇宙自衛隊……一段時間以來，日方以所謂國家安全“外部威脅”為借口，加速“再軍事化”進程，威脅地區和平穩定，引發國際社會廣泛擔憂。

　　搭建起中央集權化、垂直多層次的情報機構制度

　　日本徹底拆除戰后情報監管“安全閥”，構建起首相直管的集權式情報中樞，為其突破“專守防衛”約束、拓展對外戰略空間提供了重要支撐

　　日本政府設立新的國家情報機構的節奏不斷提速加碼。今年3月3日，高市內閣向日本國會提交《國家情報會議設置法案》。5月，日本國會通過法案。7月24日，內閣會議決定由原和也出任國家情報局首任局長。7月31日，“國家情報會議”首次會議在東京首相官邸召開，“國家情報局”同日挂牌。

　　依據《國家情報會議設置法案》，日本新的情報體系包含兩層架構：“國家情報會議”在日本情報體系中處於核心地位，由首相高市早苗擔任主席，成員包括內閣官房長官、防衛大臣、外務大臣等11名核心閣僚，統籌整合外務省、防衛省、法務省、警察廳等部門的情報職能﹔“國家情報局”是“國家情報會議”的事務局，由原內閣情報調查室升格而來，初期人員規模約730人，被賦予對各政府部門情報工作的綜合協調權。

　　日本政府接下來還計劃制定首份《國家情報戰略》，並推進爭議極大的《間諜防止法》立法。

　　“日本政府徹底扭轉了戰后情報力量分散、相互制衡的局面，搭建起中央集權化、垂直多層次的情報機構制度，掌握最高情報決策權。”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綜合戰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員盧昊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相較於舊體制，國家情報局權限不再局限於輔助政府內閣調研，而是具備現實性乃至“實戰化”的情報指揮與執行能力，可直接對接自衛隊海外部署，指揮涉外諜報。這標志著日本徹底拆除戰后情報監管“安全閥”，構建起首相直管的集權式情報中樞，為其突破“專守防衛”約束、拓展對外戰略空間提供了重要支撐。

　　日本國家情報局被廣泛稱為“現代版特高課”。“特高課”曾是日本軍國主義用來鎮壓日本國內社會運動、實施思想監控、對外服務於侵略擴張的特務機構。

　　“二者雖因時代背景不同存在形式上的差異，但在集權邏輯、管控模式、擴張屬性上具有一致性，本質是日本軍國主義情報體系的現代復活。”盧昊分析，一是頂層集權屬性一致，兩者都致力於整合全政府情報資源，撤除分權監督機制，形成單一權威情報中樞﹔二是內外“雙控”職能相似，兩者都兼具對內安全管控與對外情報擴張職能﹔三是服務擴張的核心目的一致，二者均為日本對外戰略擴張、軍事化突破提供情報支撐，是軍事擴張的前置性工具。

　　旨在服務日本戰略轉型與“再軍事化”布局

　　在日本持續加速“再軍事化”背景下，國家情報局的成立絕非單純的行政機構改革，而是其突破戰后體制、重塑軍事權力、謀求大國地位的重要抓手

　　二戰后，美國佔領日本，為防止軍國主義死灰復燃，把日本的情報體系拆分為內閣情報調查室、防衛省、外務省、公安調查廳、警察廳5部分。5個機構各自為戰，壁壘森嚴、極少共享。這套“散裝”設計的初衷，就是不讓任何一個機構一家獨大。

　　過去七十多年裡，日本保守派政治勢力一直惦記著把這盤散沙捏成一個拳頭。前首相安倍晉三2012年再度執政后，先后出台《特定秘密保護法》、“共謀罪”法，試圖建立中央情報機構，但由於輿論反對和政治敏感性，最終隻設立了幾個小規模的反恐情報收集單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第四天，就責成內閣官房牽頭研討創設國家情報會議、國家情報局。

　　鼓吹所謂“周邊安全風險”、利用日本右翼民粹高漲勢頭、抓住國際安全形勢動蕩“窗口期”，日本政府為成立國家情報局煞費苦心。盧昊說，當前，日本右翼勢力持續主導政壇，修憲擴軍、擺脫“戰后體制”束縛成為“政治共識”。同時，日本政府借全球安全局勢動蕩、地區沖突頻發之際，大肆炒作“安全危機”，主張實力主義、自助安全理念，弱化國內和平力量反對聲音。

　　“此舉旨在服務日本戰略轉型與‘再軍事化’布局。”盧昊分析，近年來，日本持續突破和平憲法及“專守防衛”原則，推動國家機器軍事化，推進海外軍事部署，構建主動威懾乃至實戰准備態勢。在日本看來，原有情報體系無法支撐遠程軍事打擊、海外兵力投送、跨境安全干預等“新型作戰方式”，統一的國家級情報中樞成為其軍事化升級的必備配套，補齊軍事行動的情報短板。

　　“在日本持續加速‘再軍事化’背景下，國家情報局的成立絕非單純的行政機構改革，而是其突破戰后體制、重塑軍事權力、謀求大國地位的重要抓手。”盧昊認為，一是徹底瓦解戰后國際社會對日本的情報約束體系，拆除了束縛日本軍事擴張的核心制度枷鎖，是日本顛覆戰后國際秩序的關鍵一步﹔二是構建“軍事+情報”一體化的干預能力，支持海外軍事行動常態化。集權化的國家情報局可實現情報研判、目標鎖定、戰場支援、風險預警的全鏈條控制，為自衛隊海外派遣、遠程打擊、聯合軍演、涉外安保干預提供情報支撐，推動日本具備獨立、系統的對外軍事威懾與干預能力﹔三是服務其所謂“政治大國”訴求，以獨立情報權支撐“戰略自主”。通過搭建自主國家級情報中樞，日本可擺脫對美國的情報依賴，構建獨立的全球情報搜集、研判體系。同時，依托情報優勢介入區域及全球事務，日本不斷擴大地緣影響力，最終實現軍事鬆綁、政治崛起、國際地位提升的多重目標。

　　給亞太和世界和平穩定埋下重大隱患

　　日本可能依托其情報體系常態化開展周邊國家軍事、民生、政務情報竊取，滲透區域事務，配合其擴軍動作提升對外威懾能力，大幅增加區域摩擦與沖突風險

　　日本國家情報局重啟了集權式情報體系，兼具對內管控的極權風險與對外擴張的安全威脅，雙重風險引發廣泛擔憂。

　　連日來，許多日本民眾在東京舉行集會，對設立“國家情報局”表示抗議。英國國際新聞周刊《The Week》網站指出，日本社會的質疑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情報機關是否會介入國內政治、是否會擴大國家監控范圍，以及如何防止其淪為執政黨謀取政治利益的工具。

　　“對日本國內民眾而言，最大擔憂是個人自由與公民權利被侵蝕。”盧昊分析，統一集權的國家情報局缺乏獨立第三方監督，權力高度集中且邊界模糊。該機構可依托情報能力，監控民眾網絡言論、社會活動、私人信息，可能演變為管控輿論、打壓反對聲音、干預市民社會的工具，乃至重現軍國主義時期特務管控社會的陰影，導致日本國內民主空間收縮，公民隱私與言論自由面臨威脅。

　　國際社會對此也保持高度警惕。馬來亞大學中國研究所前副所長張彼得指出，日本集中情報權力的改革重新撕開尚未愈合的歷史傷疤，在東南亞社會引發強烈不安。南非全國新聞俱樂部主席弗朗斯·馬查特提出，情報機構集權與日本擴軍行為同步推進，這種動向不局限於東亞，會對全球安全秩序帶來連鎖影響。

　　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蔣斌表示，日本執政當局以應對所謂“安全威脅”為借口，大力推進情報機構集權化、軍事化轉型，與一系列擴軍備武動向環環相扣，實質是打造服務軍事擴張和戰爭准備的情報體系，給亞太和世界和平穩定埋下重大隱患。

　　“對東亞周邊國家民眾而言，擔憂源於區域安全秩序遭到破壞、戰爭風險上升。”盧昊說，東亞各國深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之害，對日本情報集權、軍事化擴張的歷史教訓刻骨銘心。迄今為止，日本不僅從未對其侵略歷史進行徹底反省清算，國內右翼民粹、歷史修正主義逆流還更趨囂張。此次日本打破戰后情報規制，重建國家級情報中樞，意味著其對外滲透、情報竊密、軍事干預的能力大幅升級。未來，日本可能依托其情報體系常態化開展周邊國家軍事、民生、政務情報竊取，滲透區域事務，配合其擴軍動作提升對外威懾能力，大幅增加區域摩擦與沖突風險。

　　未來，日本的國家情報體系的幾個動向值得注意。盧昊指出，一是情報權限將持續擴容，無限放大“國家安全”定義，活動邊界更加模糊﹔二是情報與軍事建設將進一步深度綁定，服務海外軍事擴張﹔三是對外情報合作與盟伴軍事合作將進一步融合，將依托日美同盟，加速深化與美、澳、菲等國情報合作，將新建情報機構接入美國主導、盟伴參與的多邊情報網絡，進一步從情報分析與輔助決策機構向對外諜報部門乃至軍事行動機構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