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设中日电影之桥 访著名导演蒋钦民【2】

■留学日本 感悟普通日本人的敬业和勤奋

记者：请谈一谈您对日本的感受？

蒋钦民：92年刚到日本的时候，已经感到打工的工作不太好找了，经济开始滑坡，不过感觉那时候的情况比现在还要好一些。当时的日本电影不是一个朝阳产业。因为电影不是一个生活必需品，它是一个供人消遣、娱乐和享受的东西，所以一旦经济紧缩，人们收入减少，就会减少在这方面的花费。

在中国一部电影的投资如果少于100万元人民币是不可思议的，一般都有300万元或更多。而在日本，100万元投资的电影却很常见。我这部《初到东京》的电影投资额为1亿日元左右，按当时的汇率折算大概是800万人民币，金额并不算多。这部电影的摄影师是在日本很有名的钉宫慎治。他在拍完我这部影片后，马上就开始了另外一部电影的拍摄工作。而那部影片的拍摄资金也就1000万日元左右，是一部不到100万人民币的小电影，但他很知足，说能找到这样的工作已经很不错了。他是获得过日本奥斯卡最佳摄影奖的摄影师，日本奥斯卡奖就好比是中国的金鸡奖。如果是一名获得过金鸡奖的中国摄影师，是绝不会再去拍一部小电影的。但他还是接受了这个工作。这说明日本的不景气的的确确是影响到了人们的思维、行为方式以及社会价值观。

但是，日本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它几十年中培养起来的文明程度，包括他们的教育文明，以及思想方面的改变还不算太多。其实，这些年我每年都去日本，没有感觉到日本有什么大的变化，即使有变化也是在潜移默化地在推进。它受到的冲击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它仍然是一个经济强国，从某些方面来说它也仍然是一个文化强国和艺术强国。

《初到东京》海外版海报。

记者：您在日本留学多长时间？给您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么事情？

蒋钦民：我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首先是上了2年日本语学校，然后于1994年4月考入日本电影学院攻读电影导演专业，1997年4月考入日本大学艺术部攻读电影理论与制作，2000年3月毕业获电影学硕士。《初到东京》这部电影的剧本就是我在大学一年级完成的，当时已经在日本呆了2年多，对日本社会也有了一些感受，因此当大学一年级时的老师留作业让我们写一个剧本的时候我感觉正中下怀。这部电影是讲述我和一个日本老太太的故事，虽然这个故事是虚构的，但是里面主人公的很多经历和感受是真实的。留学期间，我打工做得最多的是清扫工作，当中接触最多的是一些日本老太太，所以我对她们很熟悉。在和她们的接触中，我感触最多的就是她们的勤奋。这些人并不是穷，而是想出来做事，然后让生活过的更好一些。尽管她们都上岁数了，但是我感觉她们在工作中非常认真、一丝不苟，从来不会偷懒，在她们的意识当中就没有偷工减料或者侥幸心理，这些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