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质危机”拷问安倍外交【2】

首先，是解禁集体自卫权问题。去年7月，安倍已经以内阁决议的形式解禁集体自卫权。2015年，安倍要做的是在国会一举通过与解禁集体自卫权相互配套的一系列法案，比如出台能够可以顺利派兵海外的新《自卫队法》等法案。不过，给人以莫大讽刺的是，安倍声称的通过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系列配套法案，是为了日后能快速派兵保护海外日本人的安全，但“人质危机”表明即使新的《自卫队法》获得通过，日本政府也未必能够及时高效地保护海外日本人的安全；“人质危机”充分暴露了安倍所谓的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本质——乃是为日本扩军备战、提升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军事影响力做战略铺垫。

但是，正如《日本时报》所指出的那样，安倍为提升“日本国际安全角色”而冲昏了头脑，忽视日本欠缺应对能力及低估日本民众在海外面对的风险，“人质危机”更加“凸显了安倍政府的天真”。

其次，是修改《和平宪法》问题。国际舆论普遍关注此次“人质危机”与安倍修宪是否有关联，多数预测认为安倍会利用此次的“人质危机”作为修宪的“充足理由”：即现今的《和平宪法》严禁与他国交战，而“人质危机”说明《和平宪法》已经不能保护海外日本人的安全，修改《和平宪法》势在必行。其实，保护海外日本人的安全与修改《和平宪法》并没有必然联系，“人质危机”只是安倍修宪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要保护海外日本人的安全，最主要的是应该修正日本的外交政策。

此次“人质危机”之所以发生，是安倍外交一味紧随美国的“结果”：安倍再次上台以来，紧靠美国，外交政策“唯美国马首是瞻”，配合美国的中东“反恐战略”自然也不例外。安倍访问中东时提出的“2亿美元反恐援助”，本质上也是做给美国看的。正是这种“全力倚美”的外交，在此次“人质危机”中暴露出了极大的“软肋”——“伊斯兰国”就认为，日本不是一个亲“伊斯兰”的国家、而是一个“极端亲美”的国家。这种一边倒的“亲美外交”，让安倍的外交回旋余地变得越来越少，“人质危机”清楚表明了安倍外交是“自缚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