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1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发表了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安倍谈话”。此份“谈话”,之所以被“高度瞩目”,那是因为,一是关系到日本当今政府关于如何正确对待70年前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这个大是大非的关键问题;二是早在2015年年初,安倍为了营造所谓的“谈话氛围”,就开始“精心酝酿”,还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专家恳谈会”,以为他本人的谈话“预热”;三是围绕着“安倍谈话”,国际舆论的焦点在于,这份“谈话”是否会沿用“村山谈话”中的四个关键词——侵略、殖民统治、反省以及道歉,特别是这四个关键词在“安倍谈话”中如何具体运用。
首先,“安倍谈话”选择的时机就很耐人寻味。是“8·14”而不是“8·15”,这是在故意回避“8·15”这个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敏感日子,且是与在“8·15”这天发表的“村山谈话”相区隔,其根本目的乃在于,淡化“安倍谈话”之中应该表述日本承担的侵略战争的罪责,以转移国际舆论紧盯“安倍谈话”之中是否有诚恳谢罪措辞的视线。
其次,“安倍谈话”出现的“侵略战争与殖民统治”这些关键词,表述得非常暧昧与模糊,无法让国际社会信服。“安倍谈话”中这样表述:“不能再次重演战争惨祸;事变、侵略、战争;决不能再次使用各种武力进行威吓和运用来作为解决国际纠纷的手段;要与殖民统治作永远的诀别,必须创造一个尊重所有民族自决权的世界”。这是“安倍谈话”中有关“侵略战争与殖民统治”的重要表述,但是安倍眼里的“侵略战争与殖民统治”,反倒成了一个与侵略战争毫无关系的“第三国”在冷眼旁观曾经发生过的一场战争。安倍所谓的“侵略战争与殖民统治”,并没有非常明确地点出:到底谁是侵略战争的发动者,这场侵略战争到底侵略了哪一个国家,到底殖民奴役了哪一个国家,到底哪一个国家是侵略战争与殖民统治的受害国。在暧昧与模糊的语境下,实质上是混淆与模糊了侵略国与受害国的界限,而在侵略国与受害国的界限被大幅混淆的前提下,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争的策源地以及亚洲侵略战争的发动者的狰狞角色,也就被彻底搞得混沌难辨了。
又次,“安倍谈话”中有关“反省与道歉”的表述,并没有清晰传递出这份谈话作为日本政府的官方见解所应该表达的“反省与道歉”的诚意。“安倍谈话”中这样表述:我国多次、一贯表示了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日本战后出生的人已经超过总人口的八成,这些“与那场战争没有任何关系”的世代及其后代,“不能再背负继续谢罪的宿命”。这些话语,看了之后,就让人觉得是日本已经做了够多的反省与道歉了,日本现今在世的人及其子孙后代不必再次重复担负反省与道歉的责任。其实,这些话还暗含了这样的意思:安倍本人也是战后出生的一代人(安倍出生于1954年),那么战后出生的日本政治家以及其他人士,因为与战争无关,自然不必再去记住日本曾经的侵略战争历史与罪责,淡化侵略战争也好、美化侵略战争也罢,甚至否定侵略战争,都可以以战后出生一代以及其后的子孙后代为挡箭牌,而不必在乎国际社会对日本一再上演的“历史修正主义”闹剧的指责。
再次,“安倍谈话”完全回避日本挑起亚洲侵略战争的深层内部原因,而是更多强调世界大环境等客观因素对日本走上侵略战争道路的推动作用。“安倍谈话”中在开篇中大幅度描述了日本发动亚洲侵略战争之前的世界历史,其中这样认为:一百年前的世界,以西洋各国为中心,殖民地浪潮席卷世界,也波及到亚洲,对于日本来说,由之带来的危机感是日本近现代化的原动力;日本在亚洲最早开创了立宪政治,日俄战争之后,打破了殖民地的支配权;一战后,经历了残酷战争洗礼后,新的世界潮流随之诞生,之后,世界经济大危机发生,日本经济也深受打击,处在外交与经济孤立无援的困局中的日本,试图通过武力解决危机,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体制又无力制止,就这样日本陷入了迷茫;满洲事变(即中国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退出了国联,日本逐渐成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遂弄错了应该前进的航向,从而走上了战争的道路。读罢这段“安倍谈话”,可以感觉到,安倍这是在偷梁换柱、置换概念、颠倒因果、推卸责任。众所周知,铁的历史事实已经印证,是日本自己一手精心策划了侵略中国的战争,而在“安倍谈话”里,却是当时的世界客观环境,在逼迫日本不得已发动战争以解决经济危机,日本反倒成了一个无奈的值得同情的不得不进行战争的国家,完全掩盖与遮蔽了日本是侵略战争的策划者与发动者的主体责任,经过“安倍谈话”这么精心地“打扮”,日本为何要发动亚洲侵略战争的罪因,便“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