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搜索“高见邦雄”,你会得到一系列数字:经过20多年努力,大同市周边的中日友好环境林已有200多处,共种植下1900万株树木,造林面积超过6千公顷,绿化面积超过1万公顷……
作为中日友好的代表,数字只是表象,统计上的成绩总有天会被超越。但高见邦雄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在中国的生活、在中国所塑造的日本人形象,却成为了中日邦交史上的真正佳话。不过,这段佳话是以喜剧的形式开篇的,因为起初,包括他自己在内,所有人都觉得他是——
傻子
高见邦雄是个傻子,这是他自己的原话:“……大家都觉得很伤心,丧失了信心,最聪明的人就最先脱离了。然后最傻的、跑得最慢的人就留下来了。第一年来的五个人,最后只剩下我一个。”
高见邦雄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糟糕到让人失去信心呢?
1992年,高见邦雄第一次踏入中国黄土高原东北边缘的大同市浑源县。
大同地处黄土高原东部,内外长城之间,平均海拔在900米一1500米之间,年降水量为380毫米—460毫米,无霜期为90天—130天,干早风沙等灾害性天气严重,曾有“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说法,同时,大同的地质结构复杂,风沙灾害严重,旱灾发生,但又不是单一的旱灾:有的山一侧干旱成灾,一侧暴雨成患。浑源县地处黄土高原,干旱少雨、风大沙多,把树种活并不是一件容易事,由于缺水,维持舒适生活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不过,除了严酷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还有当地对高见团队的敌视。
在那个中日关系仍然紧张的时候,当地几乎所有的人都怀疑高见他们的动机,因为人们对日本的侵华行径难以忘怀,大同煤矿至今还有“万人坑”作为历史见证。其实这也不是无风起浪,高见的父亲在侵华战争期间曾经到过中国东北地区。
“他是一个日本人,凭什么要来中国植树做好事?”“我们再怎么穷,再怎么苦,也犯不上要日本人的施舍”……人们用言语攻击他,孩子们也跟着高见,边扔石头边起哄“打倒日本,打倒日本!”。
但高见没有骂回去,他在1992年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创建了非政府组织“绿色地球网络”(GEN),很快就动手植树,来表明自己的诚意。日子久了,人们不再怀疑他是别有用心了,但又开始怀疑他在大同的“绿旗到底能够打多久”?
可是故事并没有就此反转,因为对绿化和大同本身缺乏认识,高见很快就进入了屡战屡败的状态,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了。
第一次种树时,他种了不少棵,但第二年满心欢喜地来看他头年种的树,却大失所望,死的死,枯的枯,能存活下来的廖廖无几。更令他不解和气愤的是,有的树竟被当地的农民砍了,因为这些树占用了他们借以维持生计的耕地。
1994年春天,高见从并不充裕的资金中拿出大半部分集中投入到大同县徐瞳乡,在1200亩地上种了6万棵杏树。
1996年夏天,高见再次来到徐疃乡,刚走进杏树地里,他就完全懵了——6万棵杏树竟然全军覆没了,被野兔啃食、被蚜虫附着、还有掺进来的假树苗…
徐疃乡的失败对高见来说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在经历了那次失败之后,他成熟了许多,开始正视困难,从根本上考虑如何运作。
高见屡战屡败之后继续屡败屡战,他终于找到了一个适合大同绿化的办法,就像一个——
智者
聪明和智慧是有区别的。聪明多见于小事,智慧多用来解决大问题。种一棵树需要小聪明,让一个地方恢复生态要的则是智慧。
看到自己团队辛勤栽种的大量树木全军覆没,高见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只种树不能算绿化”:“人改造自然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在不适合种树的地方种树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是大量种树,而是恢复它原有的面貌。我特别希望中国人了解这个意义。在中国好多地方一说绿化就一窝蜂去种树,结果种的树很多都死了。即便这些树全部长出来,对于水的储存来说,影响也是负面的。大家应该慎重考虑后再去种树。”
高见听人偶然说起塞北曾经有过天然林,这使他和团队萌生了让天然林再生的思路。通过多方打听,确信这里尚有残存的天然林。于是开始艰难的寻访。高见与日本来的一些专家,采购了帐篷、睡袋等野营用品上路,攀上了海拔1768米的碣寺山,终于在人迹罕至之处发现了一片天然林。他们“进行方形区分株调查。用塑料胶带将周边隔开,对每一个区域里的树种、每棵树的胸径、树高等进行测量、记录。”根据调查所得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结论是:自然条件因素确实存在,如果没有人口压力,可以尝试通过自然的自身力量恢复森林。
接下来,“绿色地球网络大同事务所”购买了80公顷土地的100年使用权,建立灵丘植物园,开启了天然林再生的长期实验。经过努力,在这个自然植物园里,通过禁止放牧和砍伐,观察自然植被恢复情况;用在自然林采撷的落叶阔叶树种子育苗,进行恢复植被对水流增减影响的调查。结果,可以通过科学论证确认落叶阔叶树多有利于水土保持;禁牧禁伐之后,自然植被的恢复力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