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是一個偽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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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張季風在《日本學刊》2013年第6期發表《重新審視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指出：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是一個偽命題，導致這一誤讀出現的主要原因是比較找錯了參照物。

最近，美國著名經濟雜志《福布斯》（Forbes）刊登了前編輯馮艾盟（Eamonn Fingleton）所寫的題目為《日本失去了20年的說法是個大騙局》的文章，在日本引起很大反響。馮艾盟為了佐証自己的論點，還引用了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克萊恩（William Cline）在《國際經濟》雜志上發表的題為《對日本的錯覺：失去數十年的說法是荒誕的無稽之談》的文章，並指出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也持有相同的見解，即認為關於日本經濟低調的看法缺乏經濟學的根據。文章較短，其中有些觀點筆者不敢苟同，但對其主要觀點卻頗以為然。該文作者的暗示十分明顯，即美國政府被所謂 “失去的二十年”的謊言所蒙蔽，採取了不恰當的對日政策，結果導致美國喪失很多經濟利益。而在中國，受中日政治關系惡化以及兩國國民感情惡化等影響，從媒體到學者、官員等各個層面也都或多或少為“失去的二十年”所迷惑，對日本經濟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誤讀，而這些誤讀有可能影響到我們對日政策的判斷。撥開迷霧，辨明“失去的二十年”的虛與實，還原日本經濟的真相，有利於我們對日本的全面、清醒的認識。

泡沫經濟崩潰后，日本一蹶不振，長期處於低迷狀態。在20世紀90年代末，日本經濟“失去了十年”的提法就見諸報端，而到2010年前后日本經濟仍無起色，又有媒體提出日本經濟“失去了二十年”。很顯然，“失去的二十年”是“失去的十年”的延續。在媒體的渲染與炒作下，“失去的二十年”已“深入人心”，幾乎成為一種固定符號，而且這似乎還不夠，因為“失去的三十年”即將接踵而來。原來印刻在人們頭腦中的創造過各種奇跡的日本經濟影像幾乎蕩然無存，日本似乎已經衰落得不值一提，甚至連發展中國家都不如。當今的日本經濟果真如此淒慘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可以肯定地說，日本現在仍然是一個國民生活富庶的經濟發達國家，所謂“失去的二十年”是過分夸大日本經濟衰退的偽命題。

（一）新自由主義改革與“失去的二十年”

誠然，過去的20年日本經濟增長率偏低、財政狀況不斷惡化、通貨緊縮長期化、個人顯性工資沒有增長，特別是低收入人群中的年輕人收入明顯減少，地區差距、收入差距有所擴大以及日本經濟國際地位相對下降等等，這些可謂“失去的二十年”之實。日本經濟出現的各種問題，從本質來說，是在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即“日本模式”轉型過程中出現的陣痛和付出的“必要代價”。

人們對“日本模式”的通常解釋是日本處在追趕階段、工業經濟時代，充分利用后發優勢所採取的“追求一國繁榮主義”的發展模式。其主要特征為：（1）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機制﹔（2）出口主導型發展取向﹔（3）引進技術趕超模式﹔（4）主要依靠內部積累的高儲蓄﹔（5）重視教育和技術開發，等等。此外，日本區別於歐美各國的一些特殊制度、慣常做法，如因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廣泛深入干預而得名的 “日本株式會社”、國家的“行政指導”、各種限制競爭和保護國內市場的煩瑣的規制、終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資制、主銀行制、銀行的“窗口指導”等都應屬於“日本模式”的范疇。應當說，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機制是“日本模式”的本質特征，因為它貫穿於經濟生活和經濟社會的各個方面和領域。在這種模式下，日本將人、財、物、技術這些生產要素或經營資源作為國家資源集中起來使用，在強有力的官僚統治下，官民一體，實現有計劃的發展。國家財力的集中，保障了大規模社會基礎設施的建設和整個國土的均衡發展﹔國家的行政指導和各種規制，有效地保護了日本國內市場和“幼稚產業”﹔終身雇佣制等雇佣制度，培養了員工對企業的忠誠心，保障了企業技術隊伍的穩定和整個社會就業的穩定﹔主銀行制，保障了銀行對企業的穩定資金供給。

但是，任何經濟模式都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在特定條件下是成功和行之有效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與環境的變化，也會失效和過時。隨著日本追趕目標的實現，后發優勢的消失，加之知識經濟的到來和經濟全球化的進展，“日本模式”的相當部分開始難以適應新的形勢。泡沫經濟崩潰后，“日本模式”的弊病暴露無遺，日本不得不進行新自由主義改革。

所謂新自由主義理論，反對國家干預經濟，認為市場是萬能的，提倡自由放任至上主義，標榜“小政府”。在日本，主張改革的當局和支持改革的學者認為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的原因在於：（1）本來“市場”具有自律的恢復能力，但一些制度上的原因（如過多的規制和日本式的終身雇佣制、不良債權的積累等）妨礙了這種市場功能的有效發揮，使經濟蕭條陷入長期化和深刻化。隻要消除這些制度性原因，資源（包括資金、勞動力、人才資源）流向生產效率較高的部門，就能實現整個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2）日本這次經濟蕭條的特征是供需差的擴大，不景氣的原因與其說是需求不足，不如說是供給過剩所引起的。

不難看出，改革者的第一個論點是全面信賴資本主義經濟市場的新古典派宏觀經濟學的主張﹔后一個論點是根據“供給自身創造需求”的薩伊法則，認為GDP和就業水平可以完全不考慮需求因素，隻由供給條件（具體來說是指決定經營者投資活動的條件）來決定，實際上這是供給學派的主張。據此，他們提出，放鬆規制、處理企業的“三大過剩”問題，特別是大量裁員才是最好的景氣對策。

20世紀80年代，中曾根首相對國鐵和電信公社等進行民營化改革，揭開了日本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序幕﹔橋本首相的“六大改革”是日本全方位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開始﹔“小泉改革”是日本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繼續和深化。日本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的主要特征是變過去的“政府主導型模式”為“市場主導型模式”，更加注重市場的力量，提高民間活力。當然，這種轉型也絕不是徹底轉向“市場至上主義”，隻不過是減少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而已。由於新自由主義自身的理論缺陷，加之與改革實踐的不對稱，日本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並不成功，而且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問題，以至於“失去的二十年”的聲音不絕於耳。事實上，由於國內外經濟環境的劇烈變化，日本的經濟政策不得不時常回歸凱恩斯主義，通過擴大公共投資刺激經濟和渡過危機。目前正在推行的 “安倍經濟學”，也包含有很多凱恩斯主義的內容。盡管“小政府”的目標遲遲沒有實現，但對改革帶來的陣痛有所緩解。

總之，“失去的二十年”之“實”多半是日本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帶來的，但政府時常出台的“反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危機的發生。不管怎麼說，“失去的二十年”一語也有太多的夸張成分。因為日本人憂患意識很強，包括大部分政治家、普通國民都不喜歡張揚，特別是媒體出於各種目的更願意報憂不報喜，而且不負責任地夸大事實以追求新聞效果。媒體長期的宣傳，再加上許多日本學者精細片面的“科學論証”，導致多數日本國民甚至國際社會都誤認為日本確確實實“失去了二十年”。